In help reaching , everyone has a story that shines brightly. By capturing the voices of help reaching's influential lawyers through words and images, we perceive the power of individuals and draw from the light of wisdom. Here, every figure is a lamp, illuminating and warming the path forward for HELP REACHING. This issue, we dialogue with lawyer zhang yuming, senior partner and director of the foreign-related business department of help reaching law firm.
在海普睿诚，每个人都有闪闪发光的故事。用文字和影像记录海普睿诚影响力律师的心声，感知人物力量，汲取智慧之光。在这里，每一个身影都是一盏灯，照亮和温暖海普睿诚前行的路。
本期，我们对话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涉外业务部主任：张玉明律师。
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北大燕园里汲汲求索的求知者，是贸促实务历练而出的法律专业优秀人才，更是三十余年不移其志、以法为业的涉外践行者。恰逢我国法治建设逐步推进，张玉明律师的脚步从燕园思想解放的沃土启程。这片浸润时代思潮的园地，见证了他青年时代对“新思想、新法治”的豪情与探索，也让他在法律体系初建的浪潮中锚定了人生的方向。这份与法治同行的初心，最终凝聚为破解跨境商业难题的智慧，在涉外法律服务领域持续探索。
张玉明
张玉明律师，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涉外业务部主任。
1981年张律师在北京大学攻读国际政治关系,于1985年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法律，于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
中国法学会会员和陕西省律师协会涉外法律服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涉外律师领军人才、“ 一带一路”跨境律师和司法部全国涉外律师，获国家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培训证书，被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选聘为调解员，被西安仲裁委员会、宝鸡仲裁委员会和渭南仲裁委员会聘为仲裁员，被陕西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聘为仲裁员，曾被选派到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工作。张玉明律师曾编译及发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环境国别报告》、《非公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制读本》、《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国内买卖合同的比较》和《中小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起草人）等。
法律服务的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国内外民商事诉讼与仲裁、建设工程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合规管理、公司综合治理、公司股权设计与管理规制、劳动争议等各类非诉与诉讼业务。担任过多家企事业单位和政府的法律顾问，为其经营管理、投资合作、改制重组和合规体系建设等提供了良好的法律服务。
改革春潮，法治理想与涉外实践的启蒙之路
Q1：
能否聊聊您的成长与求学经历？您步入法律行业及深耕涉外领域的初衷是什么？请分享您成为卓越涉外律师的历程，以及后来在贸促会从事涉外法律工作的经历。
A：
我有幸成长于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个人的求学与职业选择，始终与时代的法治进程、开放步伐紧密相连。1981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关系专业，四年本科生涯让我广泛涉猎；1985年获法学学士学位后，对法律的兴趣日浓，遂进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深造，1988年取得法学硕士学位。那是一个思想勃发、理想飞扬的时代。北大自由的学术氛围让我接触多元思潮，法大严谨的法学教育为我构筑系统的专业框架。两段求学经历，不仅奠定我安身立命的知识根基，更在“法治重建”的时代背景下，让我萌生以法律服务社会的信念。
我涉外法律生涯的起点，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事务部。那时正值中国加速融入全球经济，中外企业经贸往来日益频繁，涉外商事纠纷也逐渐增多。我有幸参与其中，协助企业破解“引进来”时的法律适配难题，也助力中国企业应对“走出去”的合规挑战。亲眼见证一个个争议通过法律途径妥善解决，看到中外企业在规则框架下安心合作，我深切体会到涉外法律工作的价值，也明确了这份值得投入的事业。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这句话我一直铭记于心。我深知，自己能在涉外法律领域工作三十余载，是时代赋予的机遇：改革开放带来的格局之变，法治建设拓展的职业空间，让我有机会将所学付诸实践。这份初心，源于对时代馈赠的珍惜，成于日复一日的实务锤炼，至今依然坚定。
知行合一，涉外实务的精进与传承
Q1：
从业三十余年，您如何持续提升在涉外法律领域的专业能力？对青年律师提高外语实践能力有何建议？
A：
涉外法律工作的核心在于专业素养与实务技能的持续迭代。我始终秉持两点：第一，坚守终身学习的职业自觉。积极参与司法部、全国律协组织的涉外律师领军人才境外培训等项目，借助国际会议拓宽视野，淬炼全球化思维。唯有立足更宏观的视角，才能精准识别自身专业短板，实现针对性提升。第二，坚持在实践中深化认知。通过长期办理国际仲裁案件、参与涉外谈判、担任仲裁员及调解员，在实务中不断更新知识体系、打磨操作能力；同时，也注重以专业写作为载体，系统总结与理论提炼实践经验，形成“实践—总结—再实践”的良性循环，让经验转化为真正的专业竞争力。
关于青年律师的外语能力提升，我的建议是：首先，要真正培养对语言学习的热爱。法律英语的魅力在于其“精准性”——每一术语、每一句式都承载特定法律含义，需静心体悟这份精准之美，在学习中感知中西方法律思维的碰撞与交融，让“学外语”成为“懂专业”的延伸，而非单纯任务。其次，必须打破“哑巴英语”的心理壁垒。法律英语不是“学”出来的，而是“用”出来的：可从精读英文判例、分析合同范本起步，逐步尝试用英语撰写邮件、备忘录，甚至组织模拟涉外谈判；听力与口语的提升更需持续练习。定期收听国际法律新闻、观看法律纪录片，主动争取与外籍客户、境外律师沟通的机会，唯有在“用”中才能突破瓶颈，实现质的飞跃。
这本质上是一个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的循环上升过程，急不得，却也慢不得。
Q2：
基于您丰富的涉外案件经验，您认为优秀涉外律师应具备哪些核心素质？
A：
从业以来，我代理过涉及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香港等多法域的国际贸易与投资仲裁案件，处理过境外建设工程争议，也曾作为中方首席法律顾问参与与美国、法国、卢森堡等国企业的合资谈判。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名合格的涉外律师，需具备四项核心素养：
第一，扎实的外语能力与跨文化沟通力。不仅要熟练读写法律文书，更需能用外语进行精准、地道的专业表达与逻辑思辨——在谈判或仲裁中，能清晰阐述观点、敏锐捕捉对方逻辑漏洞；同时，还需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商业逻辑与沟通习惯，避免因文化差异导致误判。
第二，系统的专业知识体系。除精通中国法外，还需把握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核心差异，熟悉国际公约、国际贸易惯例及主流国际商事仲裁规则；知识储备既要“广博”以应对跨法域问题，也要“专深”以突破细分领域难点。
第三，严谨的逻辑思维与证据运用能力。所有法律论证都必须经得起逻辑推敲与证据检验。面对复杂案情，需能快速提炼法律争议焦点，将事实精准对应到法律原则与国际惯例，构建严谨的论证体系。
第四，良好的团队协作与跨文化管理能力。复杂跨境事务需与客户国内外团队、当地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多方高效协同，甚至主导跨法域、跨文化的律师团队。有效沟通确保策略统一，协同合作整合专业资源，最终为客户提供合适解决方案。
▲张玉明律师（左三）与团队伙伴
Q3：
从业期间您有没有遇到过有挑战或印象深刻的案件？是否总结出独特的办案思路？有哪些经验可分享给青年律师？
A：
从印象深刻的案件有很多，其中一起涉外国际工程仲裁案尤为典型。该案中，申请人主张我方（被申请人）违约，要求承担巨额赔偿；我们的核心挑战，是如何在看似不利的案情中，找到突破点论证我方无需担责。
该案的特殊性体现在三方面：其一，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了“实质性偏离”，与原约定的履约路径不符；其二，该偏离直接导致原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其三，继续履约已超出我方（被申请人）的实际控制能力，申请人作为项目全程主导方，本应在发现履约障碍时及时采取救济措施，却未履行该义务。
据此，我们没有在对方设定的“违约认定”框架内纠缠，而是另辟蹊径构建抗辩逻辑：引入“申请人过错”这一新的法律争点，论证申请人因未及时纠正履约偏离、未采取救济措施，才导致损失扩大，其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最终，这一思路得到了仲裁庭的认可，为我方客户避免了重大损失。
给青年律师的经验分享有二：
第一，培养多角度思维，学会从不同维度分析法律问题。案件往往非黑即白，不能局限于单一视角，要尝试从事实细节、法律原则、行业惯例等不同维度寻找突破口。
第二，避免就事论事。法律本质是攻防的艺术。若在当前争议点处于劣势，可以尝试引入新的分析视角：通过提出新主张、引入新角度，使对方诉求失去事实与法律支撑。
内修外为，法律、哲学与精神的平衡交融
Q1：
从您的谈吐中能感受到独特的浪漫主义与哲学思辨色彩，这个评价与您的真实性格贴切吗？能否分享具体故事？您认为法学与哲学之间有哪些密切联系？
A：
这个评价很有意思，也与我的自我认知比较契合。这份特质，或许正是北大精神的浸润所致。当年“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响彻燕园，我们这代人自然浸染了理想主义底色；而北大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让我有机会接触哲学著作，逐渐养成追问本质的思维习惯。
记得在法大读研时，我曾与导师就“正义的边界”展开长谈。当时讨论的是一起涉外合同纠纷：从法律层面，按合同约定判决即可；但从哲学层面，则需思考“约定的正义”与“实质的正义”是否一致，若严格按约定判决会导致一方显失公平，法律是否应寻求更优解？那场讨论让我意识到，法律不是机械的条文集合，而是承载价值判断的行为准则；而哲学，正是帮助我们看清“价值本质”的工具。
法学本质是关于“正义”与“秩序”的学问，而这两个核心命题本身蕴含深刻的哲学意涵：法律聚焦“是什么”与“怎么做”的实务问题，如“合同违约如何赔偿”“跨境投资需履行哪些手续”；哲学则致力于追问“为什么”的价值本源，如“为何要保护合同自由”“跨境法治的正义标准是什么”。尼采曾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对涉外律师而言，面对纷繁复杂的跨境争议，若只有法律知识而无哲学思考，易陷入只见条文、不见本质的困境；唯有以哲学为精神锚点，才能在法条与案件的博弈中，始终守住正义初心，看清法律的目的与价值取向。
Q2：
您曾建议青年人 “做坦诚善良快乐的律师”，能否谈谈您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是如何实现 Work-Life Balance 的？
A：
我始终认为，工作只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全部；平衡工作与生活，亦是律师职业能力的重要维度。一个连生活都经营不好的人，很难长期保持对工作的热情与专注。
对我而言，“快乐”是平衡的核心标尺：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应围绕“快乐”展开。工作中，以解决客户难题为乐，以突破专业瓶颈为乐，坦诚对待客户、善良对待同行，不为功利心所裹挟；生活中，我会抽空读书、散步，与家人分享日常，在平凡小事中感受幸福。工作与生活并非对立，而是互补：愉悦的心境能提升工作效能，而高效完成工作后获得的成就感，又能反哺生活质感。二者相辅相成，形成良性循环。
洞察与应变，未来视野的协同与开创
Q1：
请分享您与海普睿诚律所的渊源。
A：
2000年，我加入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最初吸引我的，是“Help Reaching”这一名称传递的温暖与博大。它不仅是律所的标识，更承载着“助力客户达成目标、助力行业实现进步”的职业理念。加入后，海普睿诚的理念让我深感认同：律所秉持的“价值思维、规则导向”，影响着我的办案准则。做涉外业务，不能只盯着法律条文，更要关注“客户价值”，以专业帮助客户实现商业目标；“诚信、创新、引领、共赢”的价值观，浸润每一位海普睿诚人，让我们在竞争激烈的涉外法律领域，始终守住职业底线，以创新思维应对挑战
如今，在涉外法律业务发展的背景下，海普睿诚将涉外法律服务置于重要位置：不仅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及国际工程承包等争议解决领域取得成绩，更主动紧扣“一带一路”建设需求，推进涉外法治服务能力建设。能与这样的平台同行，既是我的幸运，也是我持续探索的动力。
Q2：
当下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对涉外律师有怎样的影响？涉外法律业务会有哪些新增长点与执业要求？
A：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对涉外律师而言，既是挑战，更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全球治理体系深度调整、跨境经贸规则加速重构，正催生大量新的法律需求。
新增长点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其一，跨境合规与监管应对领域。随着数据安全、反制裁、反洗钱、ESG等监管要求日益严格，中外企业对“合规”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如协助中国企业应对境外反制裁调查、帮助外资企业完成数据出境合规备案，这些以往较少涉及的业务如今至关重要。其二，供应链重组与跨境投资领域。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加速，企业“走出去”与“引进来”的模式更趋复杂：既有中国企业赴海外并购优质资产，也有外资企业在华重构供应链，这需要大量跨境投资尽调、并购交易结构设计、落地合规等法律服务。其三，复杂争议解决领域。跨境商事纠纷类型更趋多元，涉及知识产权、环境保护、供应链违约等新争议不断涌现；同时，争议解决方式也更趋综合，仲裁、调解、诉讼的衔接需求增加，对律师团队的综合争议解决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这些变化意味着新一代涉外律师面临更高职业要求：不仅要精通法律、熟练掌握外语这两项基础技能，更需深谙行业规律、把握政策导向。例如，从事跨境能源投资业务，要懂能源行业的技术逻辑；处理数据合规业务，须紧跟国内外数据政策变化；还要能精准研判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从地缘政治、经济周期等宏观维度预判法律与社会风险，为客户提供前瞻性服务。简言之，未来的涉外律师，必须是法律专家、行业专家、政策顾问的复合型人才。
薪火相传，不在固守一炬，张玉明律师是这样一位神采奕奕的传薪者，仍葆有青年般的好奇与幽默，与年轻后辈相处时毫无隔阂，谈笑风生间常迸发睿智与活力。他将源自北大、法大的学理薪火，携至贸促会的实务场景中加以验证，最终在海普睿诚的平台上，将这份积淀转化为定分止争的专业智慧。以严谨为客户保驾护航，更以开阔的胸襟和风趣的谈吐，让智慧的星火在轻松的氛围中得以传递，照亮更多后来者的道路。
